問對問題，確然是解決問題的重要前設。二次大戰時，美國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統計飛機上所有彈孔的分布圖，研究加強彈孔分布密度最高區塊的物料，希望提高戰機在砲火下的存活率。但當時作為顧問的統計學家Abraham Wald提出一個問題：為何只着眼於這些倖存的戰機？那些飛機能安全返航，正反映機身的彈孔落點並非致命，真正重要的關鍵彈孔數據，已隨被擊落的戰機沉沒大海。Wald以此為起點思考，反過來提出將機身無損的部分納入增強考慮。這是邏輯學中倖存者偏差（Survivorship Bias）的由來故事。

懂得發問，往往能啟發新思維，是創意的開端。發問能帶出想一件事的新方向，不少成功的生意點子，都是由看似非常普通的問題所衍生。

十八年前，美國人Reed Hastings如大多數人一樣到Blockbuster租借電影錄影帶，但由於疏忽忘了還帶，要繳付一筆巨額遲交罰款。這個不愉快經驗，讓他問起「為何我要付這費用？為何租帶不能像健身會籍一樣，一個月費任用？」這個簡單問題，促成了Netflix的誕生。後來Hastings在一次訪問中提到，其實當時刺激他的真正核心問題是：「我究竟點同老婆交代咁甘嘅罰款？」怕老婆會發達，又一明證。

另一有趣例子，是運動飲品Gatorade的創造故事。1965年，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的美式足球教練Dwayne Douglas心中出現一個疑問：「我明明見球員比賽時在邊線不停飲水，但點解唔見佢哋比賽完後要痾尿？」Douglas當時未明白流汗所失去的水份未能藉飲水補充的道理，遂求教於J. Robert Cade這位專研腎臟的醫學教授，研發出一種能補充冒汗時電解質流失的飲品。回望今天這個值二百億美金的飲品牌子，很難想像源於一個有關尿液的提問。

問對問題，不單能啟發人看事物的角度，也可以影響人看事物的態度。例如發覺伴侶感情變淡，可以問「點解佢?家冇咁鍾意我？點解佢對我冇以前咁好？」，也可以問「究竟我有冇變咗乜嘢，令佢冇咁鍾意我？我有冇嘢可以做好啲？」前者思想偏向負面，後者卻帶有積極心態。

工作上也不乏類似例子，你可以問「點解我個老闆咁廢？」，也可以問「點解我要留响呢間老闆咁廢嘅公司？」，進而可再問：「我夠唔夠料另謀高就？炒我個老闆魷魚？」後者從整天埋怨中解脫，鼓勵裝備自己，創造更多事業機會。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管理學教授David Cooperrider以此套用到管理研究上，提出「The Theory of Appreciative Inquiry」，指出辦公室內經常問「Who is to blame？」的老闆，會令組織偏向互相指責，反之老闆用較樂觀正向的「What can we improve？」提問，同事會趨向積極。

問問題如此重要，但我們的教育卻側重強記答案，多於發掘問題。考試制度演化到以背誦答案能力定勝負，是愚蠢的發展。哈佛大學教育專家 Tony Wagner有一名言：「Right now, knowledge is a commodity.」在今天互聯網讓資訊氾濫的世界，背誦的需要大減。據說愛因斯坦有次接受記者訪問後，被問及電話號碼。記者見他要找電話簿查看，好奇為何如此強勁腦袋，竟記不住如此貼身的幾個數字。愛因斯坦以霸氣一句回應：「I never commit to memory anything that can easily be looked up in a book.」

在海量資料隨手可得的今天，問對問題才能有效找出相關資訊，分析轉化為有意義的洞見。大數據（Big Data）專才最值錢的地方，正是他們的發問角度，為分析數據提供一個假設與驗證的框架。

天馬行空，好奇亂問，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能力，小朋友往往能夠提出大人意想不到的問題。可惜不少家長對着每事問的兒女，會漸漸變得不耐煩。對小孩傷害最深的一句話，莫過於：「總之係咁，唔好問咁多。」每事問是智慧的起源，當我們停止發問那天，便是思維成長的終點。

未來當你被子女問得心煩時，想一下美國人Edwin Land的故事。Land是二十世紀中期的發明家，年輕時創製出極薄的偏光膜，應用到太陽眼鏡及車頭燈上，以減輕刺眼眩光。一次偶然機會下，他的三歲女兒問了改變他一生的問題：「爸爸，點解影完相唔可以立即睇到張相嘅？」受這個問題啟發，Land發明了一個新產品。

那個產品，叫「寶麗來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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